绪论

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文人都有各自的政治抱负，甚至官场不得志或者被贬后文学成就更进一步的诗人也不在少数。“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屈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的陆游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陶渊明更是。陶渊明出身官宦之家，虽然家道没落，但受其曾祖父陶侃之影响，前期抱负不可谓不远大。然而宦海复杂，盘根错节，这让陶渊明难以抒志，壮志难酬，而在仕途后期和归隐之时，一生未在官场得志的陶渊明却借“醉人之口”在文学领域闪耀出熠熠光辉。因此，本文将通过时间顺序完整的梳理出陶渊明的一生，借助陶渊明早期、中期与晚期诗歌作品的完整串联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以此反映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风向变化，从中分析出陶诗中“酒”出现的频率与其得志状态呈现出反比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对于陶渊明诗歌的研究热度一直以来都是只增不减。作为本专业的一大热门研究对象，不论是思想意蕴与艺术手法方面的深入研究，还是人生感悟与情感寄托方面的探讨分析，亦或是诗人生平事迹与文集著作方面的考证调研，学术界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南朝萧统的《陶渊明集序》收录了陶渊明近乎亡佚的诗文，使得后世之人时至今日仍然可以领略陶潜诗歌之魅力。袁行霈的《陶渊明研究》对陶渊明的身世经历、言语艺术及其对后世文学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探索。李晓黎的《试论陶诗中的酒意象》一文则将陶渊明诗中的“酒”意象单拿出来进行论述，通过研究酒在陶诗中所占地位的轻重程度，展示了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对生活及生命的全部理解。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海陶玮教授所译的《陶潜的诗》等一系列作品也显示出了陶渊明在国外的影响力度之大。

在“少年时期诗歌创作重志而轻酒”这一章节中，概述了陶渊明在公元365年——公元392年这一少年时期，由于家族背景和个人资质而怀有远大志向，此时的他是意气风发、意图实现雄伟抱负的少年郎。与此同时，由于家族没落原因等物质条件上的限制，导致这一时期的作品整体来说较少涉及到酒的内容，更多的是志的抒发。

在“学仕时期诗歌创作借酒抒心志”这一章节中，主要论述了从公元393年——公元405年，即陶渊明29岁到41岁壮年时期的为官生涯。在这十几年的官场沉浮中，陶渊明的心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对官场执著、满怀一腔热忱、渴望一展宏图抱负的少年到一再备受打击、心灰意冷、最终辞官归隐的中年，陶渊明一共五次为官，在这五次出仕入仕的经历当中，他的诗篇越来越多的提到酒，酒逐渐在陶渊明的人生中，开始占据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位置。

在“归隐时期诗歌创作酒志终合一”这一章节中，通过《归园田居》、《饮酒》二十首、《桃花源诗》以及《乞食》这四部创作于归隐时期并流传千古的典型代表作品，分析出陶渊明如何借酒之名抒其之志，最终在诗中将酒与志完美融合成为统一的整体并形成诗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时期的酒不再是一种意象，而成为了陶渊明独特的象征，酒在此时亦是陶渊明最理想的抒情替代品。

陶渊明创造性地在作品中将酒与志交融为一体，使其成为对后世国内外诗人、作家、学者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文学议题。由此可见，从时代背景的角度来认识陶渊明一生中三个阶段所追寻的志以及其与酒之间的联系，从诗歌作品的分析中来探讨陶渊明的志与酒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研究陶渊明作品中诗与志、志与酒、酒与诗的巧妙融合便显得非常重要。陶渊明最终用一生将酒与志碰撞出无尽的绚丽火花！

一、少年时期诗歌创作重志而轻酒

（一）少年时期的创作思想与创作风向

这里的少年时期主要指公元365年——公元392年（即晋哀帝兴宁三年至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陶诗百首，青少年时期所写、并为后世记载流传的诗篇较少，更多的是陶渊明归隐以后对年少时期的回忆与描述。譬如在《杂诗其五》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一句，就体现出陶渊明年少时期伟大的政治志向。青年时期的陶渊明胸怀壮志，积极入仕，想要成就一番作为。“除此之外，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1]这一特点在《饮酒其十六》中就有所体现，他说自己少有壮志，罕与人游，闭门苦读，只好六经。“而且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股肱之臣，对再造东晋皇朝功劳很大，这些都极大地促使陶渊明去建功立业。”^[2]在曾祖父的影响下，年少时期的陶渊明迫切渴望能够入朝为官，大展宏图。因此，这个时期的陶渊明志向是远大的，正处于年少学习时期，或者说是意图实现官场抱负的前期准备阶段，所以，此时的陶渊明并不嗜酒。

（二）家道中落志满溢，年少轻酒而重志

1.“弱年逢家乏”

陶渊明在其不少文章中都表露过年少时家庭贫穷的境况：如《自祭文》当中写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一句，而更具代表性的是《五柳先生传》中广为人知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259年——334年）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外祖父孟嘉是晋代名士。陶侃出身寒门，白手起家，虽然官至八州刺史、太尉都督，掌握东晋一半的政治、军事权力，但由于没有盘根错节的家族底蕴，陶家无法在士族门阀林立的东晋官场立足。而更直接的原因是，陶侃在任时与宰相王导势如水火，和大将军王敦也势不两立，王导是王敦的堂弟，两人都出身琅琊王氏，王家是自秦汉时期就显赫的名门望族，王翦、王羲之都是琅琊王氏的先祖。在陶侃病逝后，陶家便迅速衰落，在王家的打压之下，族人最高只官至太守。家族的落魄和贫寒使他在官场上毫无优越感，甚至让他在官场中备受打压，空有满腔的报国热忱却无处安放；除了外患之外，陶家后人不合也是重要原因。陶侃的十七个儿子大部分都是残暴短视之徒，其父陶侃死后为争夺家产频频自相残杀，唯有陶茂明哲保身，官至太守后便辞官隐居，而陶茂正是陶渊明的祖父。到了陶渊明时又年少丧父，这对家道中落的陶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就此为陶渊明年少时的贫穷奠定了主基调。

2.“猛志逸四海”

陶渊明在年少时期拥有极为远大的抱负志向，立志成为第二个陶侃。例如，在《五柳先生传》当中，陶渊明塑造了一个与自己非常相似的形象。主流学界的观点认为，《五柳先生传》其实就是陶渊明先生的自传，只不过是借五柳先生之躯壳叙述陶潜的生平；哪怕不同意自传这一观点，但也大都承认此篇文章与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密不可分，迥异于《桃花源记》一类纯虚构的文章。依据萧统的《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在年少时期创作的《五柳先生传》具有自传性质，因此可以认为是其少年时期的自况。“《五柳先生传》中对陶渊明少年时期的境况亦有所提及，淡泊名利、爱读书并且‘性嗜酒，家贫不能长得。’”^[3]由此可知，少年陶渊明是爱酒的，但常常喝不到酒，需要亲朋好友的接济。但他不以穷为意，忘怀得失，时常写文章抒发自己的志向，规划自己的未来。

而酒与陶渊明的捆绑关系，是陶渊明为官不得志以后才产生的。举例来说，不同于年老的陶渊明饮酒更倾向于杜甫“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愁苦，年少时的陶渊明则更多的是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放。陶渊明曾在多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年少时的志向，如《饮酒》其十六当中就表明了少年陶渊明埋头苦读、饱读诗书的经历。更能表达陶渊明豪情壮志的是《拟古九首》中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种直冲云霄，宛如侠客的豪放之气，纵穿五代十国，直到五百年后出现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诗仙李白才能与之相匹敌。这与整日沉溺饮酒、躬耕自慰的晚年陶渊明不同，少年时期的他充斥着实现抱负、重振家族的期望，因此，这个时期内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较少涉及酒与不得志的内容，更多的是一展宏图的少年雄心。

二、学仕时期诗歌创作借酒抒心志

（一）学仕时期的创作思想与创作风向

这里的学仕时期是指从公元393年——公元405年（即太元十八年到晋安帝义熙元年），是陶渊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壮年时期的为官生涯。“诗人二十九岁走上仕途，先后作过江州祭酒，刺史桓玄的僚佐，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最后出任彭泽令，任职仅八十余天便解绶辞官回乡。”^[4]从仕多年却从未真正实现过自己的政治抱负，这让陶渊明一直坚持的政治理想终究变成了一个泡影。在这段官场沉浮的时间内，陶渊明的心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腔热忱、雄心壮志、立志为国做栋梁的少年到一再备受打击、心灰意冷、最终辞官的中年，陶渊明一共五次为官，用十余年的时间在仕与耕之间动荡徘徊，在这五次为官的经历当中，他的诗篇越来越多的提到酒，或者说酒在陶渊明的人生中，开始占据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位置。

（二）五度入仕不得志，辞官借酒抒心志

1.初入仕途——“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在陶渊明为官的第一年，他满怀雄心地写下《命子》十首，前半部分论述陶氏一族祖辈的功德，以此激励其子要光宗耀祖，继承优良家风。后半部分表达出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望其有所作为。陶渊明对自己祖先的功绩非常自豪，在缅怀陶家先祖光荣事迹时，不忘“命子”，训示儿子将来要成为一个有抱负的人；同时《命子》也是陶渊明写给自己的明志诗，同样展示了诗人自己的价值取向。初入仕途之时的陶渊明正值壮年，任江州祭酒，据《宋书·陶潜传》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江州祭酒的“祭”，是祭祀的意思。官府举行的典礼、祭祀都要有祭酒主持。陶渊明初次为官的起点、职位可以算比较高的，但彼时门阀制度十分森严，而陶家早已家道中落，所以他仍是被定性为庶族身世，经常受同僚的轻视排挤。

这次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久，并且为官的原因十分直接，在《归去来兮辞》中也有所提及“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由此可见，出任有名无实的江州祭酒不是陶渊明所希冀的，只是为了获取俸禄补贴家用，这一思想在《饮酒》其十九的前六句中也有所表达。陶渊明在多首作品中都曾透露当时自己的心迹。江州祭酒并不能满足陶渊明更高层次的需求，三十而立的陶渊明于是在家里等待，等待着再次出山、施展抱负的机会。

2.再次入仕——“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三十四岁的陶渊明入桓玄幕府，当了一名参军，这是他第二次的为官经历。”^[5]彼时东晋局势动荡，陶渊明胸怀“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壮志理想而积极出仕。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江南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孙恩在浙江会稽起兵叛乱，势如破竹，一时间攻无不克。到了第二年春天，起义军已经逼近京师，震动朝野。“拥有重兵的桓玄希望带兵去讨平叛乱，桓玄与司马元显两大权臣之间你死我活的厮杀，全然不顾国家大局。”^[6]陶渊明此时已然萌生退却之意，东晋统治阶级只关心门阀家族利益，全然不顾人民死活。即便如此，陶渊明仍然帮助桓玄替皇帝上书以求出兵平叛，而这也成了陶渊明一生中最接近他政治抱负的一回。陶渊明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写道：自荐求官并不是我所愿意做的事，我只留恋与长沮、桀溺这样的隐士并肩而耕。他说自己三十年来闲散在乡村田野，与世俗之事已经彻底隔绝。虽然隐居已久的陶渊明很想成就一番功业，但既然不能像宁戚那样干禄求官，那就再回归田园吧。正当陶渊明第二次在出仕和入仕之间犹艰难抉择的时候，陶渊明的母亲溘然辞世，这便成为了他返回故乡最好的理由和直接因素。于是他便开始了第二次的隐居生活。

归乡后的陶渊明，在隐居生活后却日感艰难困苦，酒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他的诗篇当中。在《连雨独饮》一诗中，连绵的阴雨使诗人愁闷不止，他由关于饮酒可以成仙的说法，联想到人终有一死，于是释怀了自己无须为短促一生中的成败而伤感的心境。开篇四句讨论的是人自古以来逃不开生老病死的定律，哪怕神仙也无法避免，由此继而说道：既然如此，那就不如饮酒吧！老朋友送我的酒，听说喝一杯就能忘却烦恼，胜似神仙。而后列举仙人王子乔的典故，旨在说明仙鹤在天地之中自由翱翔不受限制，我奋斗四十年，大志却仍然不得施展。结尾两句则总揽全篇，诗人想要说明的是，即使身体已经变化衰老了，我的初心却仍然不死。中年陶渊明深感时光荏苒自己却仍然庸碌无为，反而为生计而苦，此时诗歌中透露的思想已经和老年陶渊明相近——接受现实却仍然心有不甘，但他不愿意放弃最后的一丝机会，仍然有出仕的想法。并且，在此期间写下的《停云》《时运》《荣木》及《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同样表达了诗人心有不甘的牢骚和无事可做的情感。

《停云》自序说是思友之作。“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新酒酿好，园中花开，却没有朋友可以一起共饮一杯，中年陶渊明心中的苦闷无处发泄。“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平路伊阻”，表面上是说朋友因路途阻塞因故不能到来，实指当时的世道难于上青天，心中有志无法实现，只有静坐东窗，搔首独饮。“深究之后，人们会发现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中仍隐藏着淡淡的忧伤。”^[7]“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此节与首节头四句反复，略微变动前后顺序，得《诗经》四言诗一唱三叹的精髓。后两句的意思是说自己有酒，可没有酒边知音，中年陶渊明的平静的心情下盛满涌动的暗流，但最终还是平息在咏叹声中。

关于《时运》，自序表明为暮春记游之作。春光明媚，中年陶渊明独自出游，欣赏春日美景，内心却愁喜交加。《时运》牵扯到《论语》当中的典故，孔子和门徒坐在一起，询问在座各位的志向，曾子最后回答说:暮春时节，换上春天的衣服。和几个成人，再加几个孩童，一起到沂水里游泳，在舞雩台上吹风，然后一起唱着歌，乘兴而归。孔子对此赞扬有加。中年陶渊明借用此典故，追慕古人的志趣，然而他却是“偶影独游”，自然“欣慨交心”。“童冠齐业，闲咏以旧”，诗中的画面令人憧憬，“我爱其静，寤寐交挥”，日思夜想向往那古人恬静的风度，但是生活中却没有一件事能遂诗人心意。“但恨殊世，邈不可追”，他感慨今时不同往日，只能空兴叹罢了。

3.三次赴任——“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中年陶渊明落魄至此，假如没有时来运转的机会，也就只能接受平庸一生的结局。然而，绝望之中还是出现了一丝希望——公元404年，陶渊明等来了机会，第三次出仕为官。这段时期的历史，正是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期。桓玄在平定孙恩叛乱之后实力进一步壮大，野心也逐渐膨胀。而在朝廷之中，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独断专权，挟晋安帝而令天下。于是，以桓玄为盟主的地方军阀与以尚书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的征讨军激战。桓玄的大军随即攻入京师，杀掉司马元显等人。野心膨胀的桓玄终于登上了他觊觎已久的皇位，403年，桓玄篡位称帝。404年2月，刘裕等人举起了反对桓玄的大旗，聚义京口讨伐桓玄，刘裕因此被推为盟主。此时，刘裕大举延揽文武人才，征召陶渊明。按照当时的习俗，母亲离世应当丁忧三年，但面对刘裕的招揽，陶渊明还是再次选择出任，成为了刘裕府里的镇军参军。

在赴任途中，陶渊明再次燃起了为官做出一番事业的希望——他挥笔作诗，写下《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对于出仕与复归之间艰难抉择的复杂心理。陶渊明再一次强调，他说少年时的自己是不愿意为官的，只倾心于琴棋书画；但只要机会到来，出仕也不是不能商量，我可以扔掉拐杖让人收拾行装，暂时告别田园生活。这首诗将中年陶渊明的态度和心中的矛盾陈述得明明白白：既点明了他本身高洁的志向，又陈述了为官的理由；但又与《饮酒》其十当中的说法互相冲突，他在《饮酒》其十中写道：谁使我来作远游？似为饥饿所驱遣。竭尽全力谋一饱，稍有即足用不完。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坦然承认为官就是要挣钱，搞点创收养家；不为官就要挨饿，为官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志向，还要再趟浑水，与本心相悖。这种矛盾的心态，在陶渊明的许多首诗中都可以窥见。

然而，“宛辔憩通衢”终究是纸上谈兵，现实的官场仕途明显没有陶渊明描绘得这么丰满。他本认为新朝已立，局面自该焕然一新；可惜桓玄仍旧昏庸，并且，陶渊明对刘裕也颇有不满，他在晚年曾写过《述酒》一诗抨击刘裕的篡权行为，他说：“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暗指刘裕继桓玄之后与司马氏政权分庭抗礼，晋恭帝已死，只剩空坟一座，诗人只能流泪叹息，辗转难眠。

4.四次出山——“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在种种原因的驱使下，第三次出仕草草收场，时间短暂。义熙元年三月，即公元405年，陶渊明紧接着转入刘敬宣的幕府效力，官职仍然是参军。这段时期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为证，诗中有一句表达出自己不知为何要从事这勤苦的差役，从而将陶渊明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奔波不停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已经是中年陶渊明第四次为官了—但职位仍然不大不小，甚至可有可无。“参军”只是一种发生战事时所设立的临时官职。据《晋书·职官志》载，将军府的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等，“受命出征则置参军”。此时的陶渊明在十余年的宦海沉浮中已然疲倦，心中的志向始终得不到抒发。“他才发现他年少的理想与这黑暗的现实格格不入，两者产生矛盾之时，陶潜心里也产生了矛盾。”^[8]他厌透了这种曾经执着追求的生活。“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已经表达了中年陶渊明心中的不满和牢骚，他质问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么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反而处处受到约束，从而引出下文“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至此，陶渊明隐居的想法再次占据了上风。

5.五次为官——“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但陶渊明并未直接隐退，在这之后第五次为官——即出任彭泽县县令，广为人知的《归去来兮辞》就源自他生涯中的最后一段出仕经历。在其叔父陶夔的安排之下，中年陶渊明上任彭泽。

此时的陶渊明经过十余年官场的捶打，已然深知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并且对酒产生了极深的依赖。彭泽县令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命令下人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不过由于妻子的强烈抗议只得妥协，但也依然从公田上拨出五十亩地种生活所需的粳稻。不过，陶渊明并未等到俸禄成熟的那一刻，在这不久就出现了时至今日仍在流传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陶渊明解印去职，结束了他最后一次的为官生涯，而陶渊明最后这三次为官（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令）的时间，包括其间调职的空隙，加起来也不足两年，义熙元年十一月（公元405年）他终于彻底归隐，并欣然写下千古名篇《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以《归去来兮辞》为标志，陶渊明的一生就此迎来转折，十三载的官场沉浮过后，他下定决心彻底归隐。陶渊明是有政治才华的，为官期间，他曾两次作为使臣觐见皇帝，并且都出色的完成了上表任务；两度加入朝中最主要的政治集团，是未能做官的孟浩然，甚至是只做过翰林待诏的诗仙李白、诗鬼李贺等一众文人都无法相比的。但同时，统治者的局限、历史的滚滚车轮并不是靠一腔热血、满身才华所能撼动、改变、逆转的，从此，那个企图改变现实的陶渊明一去不回，只剩下我们最为熟知的嗜酒陶渊明。

三、归隐时期诗歌创作酒志终合一

（一）归隐时期的创作思想与创作风向

此时的陶渊明已是不惑之年。归隐之初，陶渊明凭借多年为官积攒下的家底过着优渥的隐居生活，后来家中突发的一场大火使陶渊明生活质量急转直下，老年甚至写下《乞食》一诗。虽然后期时常要靠友人接济才能勉强过活，但他的文学成就却最终名烁古今。官场上的不得志让陶渊明逐渐沉溺于饮酒，却又因饮酒，陶渊明创作出了许多名篇。而陶渊明饮酒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饮酒本身，而是借醉酒的姿态来批判当时社会中的不良风气，对官场中的众多黑暗面进行大肆指责。这时的陶渊明已然完美的把握住了酒与志中的平衡，最终在诗歌中将酒与志巧妙的融合为一体，此时的酒在作品中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可以说酒在诗人越不得志时出现的频率越高，酒与志所呈现出的反比关系在这一刻得到显现。我们所熟知的大部分的陶渊明诗作也都源于其归隐之后，典型代表就是《归园田居》、《饮酒》二十首、《桃花源诗》以及《乞食》。

（二）名篇多源于归隐，诗中酒志终合一

1.《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归园田居》是陶渊明归来后挥笔写下的第一批诗作。在《归园田居》其一中，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也是对少年陶渊明、中年陶渊明人生的总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一无所得，回到了原点，令人感慨。在《归园田居》其二中，诗人说“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陶渊明已然做好后半生归隐的准备，我的志向无法完成，那就远离是是非非，紧闭大门，独居一隅。在《归园田居》其三中，诗人细致的描写了在田间地头劳作的生活，“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一句洋溢出诗人对于田园隐居生活的愉悦之情，他自豪于自己最终的选择，怡然自得并乐在其中。《归园田居》其四则通过诗人亲自参加劳作来表达了对劳动的热爱，早出晚归的辛苦劳作并没有减少诗人对劳动的兴趣，反而加深了他对田园生活的感情，坚定了他躬耕一生的决心并得出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结论。在《归园田居》其五中，则写到路上经过清澈见底的山泉，便停下来清洗沾染尘土的双足，整日耕作的疲劳也随之一洗而光。归家之后便过滤好自家新酿的熟酒，并邀请农家近邻同桌共饮，虽只有“只鸡”为肴，却也畅快无比。表达诗人隐居后怡然自得的生活，由此可见，陶渊明归隐初期的生活是非常舒适的，心情更犹如鸟儿冲破牢笼，一遍遍描写自己所见的田园、房屋，对自然美景大加歌颂，无法实现志向的苦恼得以暂时忘却。

然而好景不长，晋安帝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陶家忽遇大火，“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烧了个大半；关于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陶渊明将其表述为：“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即便如此，陶渊明也依旧不以为意，而是以更加达观洒脱的心态看待火灾，他说自己“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即使已经远离尘俗，决心归隐，陶渊明也仍然时不时提及曾经五次为官的宦海经历，并且写到：“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陈述自己高洁的品格，正直不屈，比玉石还要硬。

2.《饮酒》二十首——“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

怀揣着这样高洁的品格，陶渊明整日沉溺于作诗、饮酒当中，疏于人情往来，乐于游历庐山。在公元415年，陶渊明写下了《饮酒》二十首，在这二十首诗中，大多是类似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怡然之乐，但在其并序中，陶渊明却提到自己“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陶渊明借助一种醉人醉眼的姿态来写自己的农耕生活，整日与田园、庄稼、农夫为伴，而曾经五度在朝为官，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生活，让陶渊明感到身心俱疲。也就是说，《饮酒》的写作背景并不如诗作表面这么闲适、自在，而是诗人“借酒之名”来表达内心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躬耕生活的喜爱，也正好借“醉人之口”来逃避那个可能因为一句话或者一篇文章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朝廷的迫害。

在《饮酒其一》中诗人写道人世间“衰荣无定在”，衰极必荣，荣极必衰，二者本是紧密相连的，没有永远存在的荣，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衰。之后用“邵生种瓜”的例子进一步来说明这一观点，王侯将相们无法长久富贵，犹如草木花枝不能长荣不枯。表面上看仿佛诗人是在以史入诗，实际上是对当时时势和自身身世的感慨。“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一句与《归去来兮辞》中“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一句说到：那就随意带着一壶酒，想喝的时候就随便喝几杯吧。因此表面上看诗人借助比喻、举例揭示出了深刻的道理。实际是借酒排遣、借酒消解。在《饮酒》二十首中这样借酒抒情，以酒抒志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饮酒其三》中的“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说的是人们想喝酒却怕影响到自己的名声而不敢饮，但陶渊明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随波逐流，表面上看是诗人借酒表达对人生无奈的吐槽，背后蕴藏的却是对人生、世俗、社会的极度失望。《饮酒其七》看似描写的是诗人在秋日里饮酒采菊，忘却世俗的怡然自得，但一句“一殇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则透露出诗人心中的悲愤郁积，正因如此，所以才一杯接一杯的独自畅饮。酒在此时成为了诗人最好的精神麻醉剂，陶渊明借酒逃离尘世，看淡浮云。“《饮酒其十三》中用了一种对比的手法显现出矛盾的状态。”^[9]由于与旁人话不投机而造成的“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巧妙的揭示出真正的醒者不需要告诉所有人何为清醒，何为迷醉。而是借醉人之眼来观察和体悟世界，同时表达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思想境界。《饮酒其十九》记述了诗人一生中的众多个人经历，在这条人生之路上，陶渊明的志向与抱负却越行越远，最终他选择了重返田园，以隐逸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而酒也成为了他最重要的慰藉。如此种种，都体现了诗人借“醉人之口”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并对此进行的强烈批判。

《饮酒》诗中篇篇有酒，实际上也是在纷纭的世事面前，以沉醉来表现他对现实的“不求甚解”。“这一种诗人解透世味后的不求解，恰好也就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臧否和嘲弄方式。”^[10]这一组诗以酒为题，以酒寓意，将诗与酒结合在一起，意图探讨生命之然，详述诗人对现实人生的感悟和思考，并表达出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和志向渐远的无奈。

“当他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之后，他就已经以‘心远地自偏’的方式远离了现实政治的龌龊。”^[11]实际上诗人的心情是愁苦的，醒来复醉，醉后复醒，很少开心。当时的东晋朝廷摇摇欲坠，刘裕一路攻克洛阳、西安，篡权只是时间问题。陶渊明虽然隐居已久，但仍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因此对局势闷闷不乐；他深知自己的志向已然无法实现，东晋政权摇摇欲坠，但他却又对此无能为力，只好整日饮酒来排解心中的愁苦。“最后一句‘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诗人用醉语表达真意，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黑暗社会的批判，诗人这种醉人醉语的无奈之举实则是对这黑暗社会最强烈的控诉。”^[12]

3.《桃花源诗》——远离尘世，浮生如梦

“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必然会有无数的烦恼。”^[13]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之下，宋永初二年(421年)，五十七岁的陶渊明写下《桃花源诗》抒发心中对太平盛世的向往。现实中的不得志在文中被消弭，“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勾勒出了他心中对百姓生活的美好愿景，他将自己的壮志都寄托在了那个没有战乱、不知魏晋的山洞之中，往前四十年的官场沉浮化成一场迷梦，只剩下武陵人的惊鸿一瞥，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异世光景。

《桃花源诗》与《桃花源记》相比，在某些方面描述得更为详实、具体，也更加灵活、自由。这首诗附着在《桃花源记》之后，以诗人的口吻讲述了生活在桃花源中的人民的安宁、平和。而《桃花源记》作为《桃花源诗》的序言，“既是陶渊明臆造的爽文，也是晋宋易代之际的悲歌。”^[14]

4.《乞食》——衔觞赋诗，以乐其志

在诗人最后的晚年光景里，酒已经完全渗入了诗人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之中。

在不得志的即成定局之下，晚年陶渊明杯酒不离。元嘉元年（424年），友人颜延之赠与陶渊明两万钱以补贴其家用，陶渊明将这两万钱尽数沽酒；所酿酒熟以后，陶渊明随手取下头巾过滤酒渣，随性如此。也正由于老年陶渊明沉溺饮酒，家中愈发贫穷，最后甚至连续数天食不果腹。

《乞食》一诗则从侧面真实地反映出了陶渊明晚年生活的清苦困顿，完整描绘了诗人晚年的贫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即便如此，诗人仍然能“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即使人生已经如此，他也依然欣然落座，和新交的朋友畅谈、饮酒、赋诗，高兴不止。

晚年陶渊明基本上都是在穷困当中度过，但即使贫困也仍然坚守初心不再出仕，元嘉三年，朝廷征召其出任著作郎，陶渊明断然拒绝。此时的陶渊明已然风烛残年，患病时常卧床。

公元427年，这位一生都在官场与隐居之间摆渡的诗人贫病交加而死。溘然长逝之前，陶渊明为自己做过《拟挽歌辞三首》，他坦然的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时光流逝，千百年后有谁知道我的光荣或者屈辱呢？我只可惜活着的时候酒没喝足。“这首诗中充满了面对生死的达观思想和平静心态……诗人晚景凄凉，面对人生，他已然超脱世外，唯独爱好饮酒没有罢休。”^[15]最终这位在中国诗歌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诗人就此离去，只留下一句荡气回肠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结语

陶渊明五度出仕入仕的经历使这位高风亮节的“靖节先生”在悠悠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流芳百世。他将自己的处世哲学、人生态度等人生之志与酒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寄情于酒，融志于诗。这些诗作既记录了诗人丰富的诗酒人生，更是将酒与志连接起来，反映现实、寄托理想、思考人生。他的全部作品，除了拥有恬淡静穆、自然真朴和韵味醇厚的风格之外，也包含着他这一生仕不得志的苦闷忧愤。同时，几度的出仕入仕也体现了他的矛盾挣扎。然而，陶渊明却在酒与志的平衡中找到了关于人生问题的解答。“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他虽然仕不得志，但却达到了许多文人志士穷极一生都难以企及的追求，他在酒与志二者之间参透出生而为人最为可贵的真理——超脱于世。

本文研究了陶渊明诗歌中“酒”出现的频率与陶渊明自身志向之间所呈现的关系，通过时间顺序完整的梳理出陶渊明的一生，借助陶渊明早期、中期与晚期代表性诗歌作品的完整串联并结合时代背景探讨陶渊明诗中酒与其志向的联系，以此反映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风向变化，从中分析出陶诗中酒的出现频率与其得志状态呈现出反比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酒在陶渊明诗歌当中出现的次数与其得志状态呈反比，酒对于陶渊明的创作而言是重要的，它在陶渊明的作品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初期踌躇满志的陶渊明在诗中较少涉及到酒，因此真正影响陶渊明诗歌创作的是时代背景变动下其得志与不得志的转换、隐居与入仕之间的摇摆与游离。直到后期彻底决定归隐，陶渊明诗歌创作中酒的形象愈发繁多起来。诗人在诗歌中通过酒来全面而深刻地表达出五次出仕入仕的艰难历程，从更深的层次上展现了诗人从志向高远到壮志难酬再到认清社会现实、无奈接受理想覆灭的愁苦悲愤。隐居时则通过“醉人之口”评人间世俗之事，从中抒发自己心中一直难以实现的志向。而酒，不过是他借助于有形之物暂时脱离世事烦扰，摆脱纷繁忧愁的一种方式。他也正是基于这种方式，在志与酒的不断探索和巧妙融合中，得出了对于一生所追寻之志的解答。万物终将流逝，然靖节先生之高风亮节却是高山仰止、万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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